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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村“第一书记”王庭秦：从农林高材生到“红林”育才人******
中新网兴安盟11月19日电 题：驻村“第一书记”王庭秦：从农林高材生到“红林”育才人
中新网记者 张玮
“到基层工作是我一直以来的夙愿。”山东汉子王庭秦如今实现了自己的愿望，接受记者采访时，声音都提高八度。
1987年出生于山东烟台的王庭秦毕业于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在挂职内蒙古兴安盟科右前旗居力很镇红旗村“第一书记”之前，他是北京林业大学人事处师资科科长、人才办秘书。
历经一年半时间，这位农林高材生成功“转型”成为“红林”育才人。
王庭秦告诉记者，2019年他曾想参与到脱贫攻坚工作中，但没能如愿。2021年年初，他再次向校方提出申请，希望参与乡村振兴工作。
虽然当时他的两个孩子一个5岁，另一个还不满2岁，但爱人深知下基层是王庭秦一定要做的事，便全力支持。
2021年4月，受北京林业大学委派，王庭秦到红旗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
红旗村地处我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的大兴安岭南麓山区，曾是国家建档立卡贫困村，辖2个自然屯、4个村民小组，总户数684户，户籍人口2207人。2020年6月，红旗村全村脱贫。
“这个村子地少人多，是居力很镇最大的行政村。”这是红旗村留给王庭秦的初印象。
虽然红旗村地处工业开发区，大量土地被征用，人均耕地面积仅剩1.1亩，但王庭秦的专业也有用武之地。
图为王庭秦帮村民打理大棚里的农作物。 科右前旗宣传部供图“我上学的时候每年都要到农村入户调研，所以和当地老百姓打交道并不困难。”一句“大哥大嫂、叔叔大婶儿”，王庭秦刚到红旗村，便顺利打开56户脱贫监测户的心门，“当时调研发现，一半是稳脱户，一半需要定期上门，持续观察。”
张立柱属监测对象，他家种的葡萄染上灰叶病，束手无策。王庭秦便联系北京林业大学的专家给葡萄治病，并指导其种植方法，解决了张立柱的燃眉之急。
除了帮村民们攻克产业难关，更让王庭秦记挂在心的是村里的“小苗苗”们。
“我们不仅要传播治山治水的技术、知山知水的知识、乐山乐水的文化，更要传承树木树人的精神。”王庭秦和北京林业大学派驻科右前旗的挂职团队、支教团队，利用自身专业知识，于2022年4月正式启动“生态文明启蒙计划”，覆盖科右前旗所有乡镇，为当地的孩子们“撒种、扎根”。
图为“生态文明启蒙计划”中，当地少年儿童展示他们的画作。 科右前旗宣传部供图“我们依托红旗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和红旗村草原书屋，开展图书漂流活动。”王庭秦向记者介绍，在北京林业大学、中国林业教育学会、韬奋基金会，以及首都大学生等社会爱心人士的捐赠下，“红林流动图书馆”落成。
王庭秦解释道，选用“红林”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北京林业大学与科右前旗10年携手的情谊，更寓意着“览书林，阅篇籍”之意。
“生态文明启蒙计划”启动后，北京林业大学、北京市海淀区等各单位支教老师、挂职干部，以及社会志愿者50余人，自驾车装载图书、画笔、投影、电脑等物资，走入田间地头、草原深处，为农牧区嘎查(村)的少年儿童讲解红色革命故事、绿色生态知识，并带领孩子们进行生态环保实践等活动。
王庭秦说，“小”心思最抚人心。“在居力很镇红心村，有个孩子主动要为志愿者老师们表演节目，以表达他的感谢；阿力得尔苏木拉斯嘎嘎查喜欢画画的小朋友，将特别的画作送给老师……”
北京林业大学支教教师翟星辰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和耶鲁大学联合培养的博士生，同样出生在小县城里翟老师将自己的成长经历分享给孩子们，“他们也树立起要努力考上好大学的理想，坚定了自己能行的决心。”
“生态文明启蒙计划”启动至今，已筛选1000余册适合少年儿童阅读的书籍，赴6个乡镇9个嘎查(村)开展了14场活动，400余个家庭的500多名少年儿童受益。
2023年4月，王庭秦驻村“第一书记”的任职便要到期，但“生态文明启蒙计划”还将继续。他希望未来与有关单位合作，形成可推广的志愿活动机制。
“建立一支持续壮大的志愿队伍，开发一系列优质的科普课程，惠及范围更大的少年儿童，创立一个不断发展的志愿服务品牌。”王庭秦如是许愿。(完)
东西问·中外对话丨为何说中国崛起不是孤立中国的理由？****** 本月5日，德国总理朔尔茨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撰文表示，中国已成为一个经济上强劲、政治上自信的国家。他特别强调，中国的崛起，不是孤立中国的理由，也不是限制对华合作的借口。如何理解朔尔茨这一表态？为什么说一些人鼓噪的对华“脱钩”和对华“经济依赖”实属伪命题？作为欧洲最大经济体的政府首脑，朔尔茨又为何坚决反对“脱钩”？ 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邀请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李远和德国法兰克福金融管理学院中德金融经济中心主任、经济学教授霍斯特·勒歇尔展开对话。 霍斯特·勒歇尔指出，德国总理朔尔茨反对任何形式的德中、欧中“脱钩”，他不久前访华“是一个好兆头”。 视频：【东西问·中外对话】德专家谈朔尔茨访华：表明政商界愿与中国相向而行来源：中国新闻网 李远分析，“脱钩”和“对华依赖”被用作西方对华进行限制与遏制的政治说辞，反映了德国部分政客对中国不信任，甚至对中国的投资存在一定的歧视。他提醒，应当警惕这种主张通过西方媒体的夸大，形成舆论导向，进而误导部分国家的对华政策。他强调，对两国来说，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维护持久紧密的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二十大后首位欧洲领导人访华，为何意义特殊？ 中新社记者：德国总理朔尔茨访华，有何特殊意义？ 霍斯特·勒歇尔：这是朔尔茨总理非常重要的一次访问。他非常支持中德之间的商业和贸易往来。朔尔茨总理反对任何形式的中德以及中欧“脱钩”。最重要的是，距离上次国外领导人访华，并与中国政府对话已经过去了很长一段时间。因此，在眼下的困难时期，这是一个好兆头。 李远：近年来，美国一直试图向欧洲盟国施加压力，敌对中国，甚至同中国“脱钩”，这很可能会让世界再次分裂。中德都是冷战受害国，因此，两国都尽可能在符合两国根本利益的原则上，防止世界分裂。朔尔茨总理的访华之行能帮助欧洲各国追求相对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中德竞合创新可实现共赢 中新社记者：过去50年来，中德合作给彼此和世界带来诸多益处。而如今，德国媒体总是强调来自中国的竞争。中德企业还能保持双赢局面吗？还是竞争会越来越激烈？ 霍斯特·勒歇尔：过去5到10年以来，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与中国的崛起和中国企业更强的竞争力有很大的关系。在最开始的二三十年间，德国公司在中国雇佣了大量廉价劳动力来生产产品，再出口到世界各国。这种简单的商业模式利好在华德企。 当时，德国两大王牌产业——化工和汽车，面临的竞争不强，但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如果一些国家的经济实力增强，科学技术也日益成熟，那德国企业就会面临更多竞争，但我不认为德国企业会畏惧竞争，相反，它们可以抓住这次竞争的机会，和中国企业竞争合作来进一步发展创新技术。竞争就意味着生意，所以这不是一件坏事。 视频：【东西问·中外对话】德经济学家：德企应和中企竞合发展创新技术来源：中国新闻网 李远：50年前，中德两国打破冷战的铁幕，克服了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建立了外交关系，这对打造多极化世界秩序至关重要。事实证明，中德关系成果颇丰并会一直给两国人民带来福利。中德双边贸易额从1972年的不到3亿欧元到2021年超过2300亿欧元，中国已经连续六年成为德国全球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而德国已经连续47年成为中国在欧洲最大的贸易伙伴。 如今，无论是德国制造还是中国制造，都给消费者提供了高品质的商品，同时也提供了投资机会和大量工作岗位。过去50年间，秉持互相尊重的精神，中德为不同社会制度、文化、发展阶段的国家之间的互利合作提供了典范。此外，两国都强烈支持多边主义，并反对贸易保护主义，通过合作，两国可以帮助世界找到和平发展、互利合作的道路。 “一带一路”可为中德合作带来更大机遇 中新社记者：2023年将是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第10个年头，如何看待其未来的发展？ 李远：经过9年的快速发展，“一带一路”倡议在全球范围内广受欢迎，并已成为全球最大、范围最广的国际合作平台。“一带一路”在促进包容性增长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可为中德合作带来巨大机遇。 2011年开通的首条中欧国际班列，连接了中国城市重庆和德国城市杜伊斯堡。我曾在杜伊斯堡生活过7年多，并开展了多个研究项目。我们发现中欧国际班列对当地发展，特别是对经贸发展方面有着积极影响。此外，铁路还对周边地区有积极的溢出效应。我坚信“一带一路”倡议未来将为扩大欧亚经济体之间的经济一体化和联动发展提供更大的空间。  当地时间11月7日，首趟境内外全程时刻表中欧班列抵达德国杜伊斯堡接车仪式在杜伊斯堡举行。此趟中欧班列从中国西安始发，经亚欧走廊运行近万公里抵达德国杜伊斯堡。图为抵达的中欧班列。中新社记者 马秀秀 摄霍斯特·勒歇尔：杜伊斯堡地处德国西部，是德国的煤炭和钢铁工业重镇，后来由于德国经济经历结构性变革，不再发展煤炭业和钢铁业，这座城市受到了极大打击。杜伊斯堡的人们不得不去另寻谋生出路。而德中的这种联系，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体现，也很大程度上帮助杜伊斯堡重新稳定经济，杜伊斯堡现在的发展确实非常好。与此同时，“一带一路”倡议对杜伊斯堡周边区域也有着积极的影响。 中国崛起为何不是孤立中国的理由？ 中新社记者：近段时间，一些德国政客反复警告德企要降低对华依赖。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回应称，所谓“对华依赖”，这就是个伪命题。因为合作从来都是互利的，依存从来都是相互的。应当如何看待这一问题？“脱钩”是否同样是个伪命题？ 李远：“脱钩”和“对华依赖”被用作西方对华进行限制与遏制的政治说辞，反映了德国部分政客对中国不信任，甚至对中国的投资存在一定的歧视。要警惕这种主张通过西方媒体的夸大，形成舆论导向，进而误导部分国家的对华政策。 中德互为最重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中德经贸合作具有广阔的前景和巨大的潜力，在经贸合作纽带的作用下，中德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共同利益和愈发紧密的关系。在上世纪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经济实力还不那么强大之时，西方国家对与快速发展的中国扩大经贸关系感到高兴，西方的主流经济学理论也一直都在鼓吹国际贸易的好处。比如国际贸易会使所有贸易国的绝对收益增加，也会加深各国的相互依赖程度，提高冲突的机会成本，进而可以促进和平。 但目前，一些西方政客关心的却不是“大家都会获益吗？”，而是“谁的获益更多”。如果两个国家都采用这样的视角去审视其经贸关系，则两国关系易陷入零和博弈模式，并会导致冲突。 中新社记者：朔尔茨日前撰文表示，中国已成为一个经济上强劲、政治上自信的国家。他特别强调，中国的崛起，不是孤立中国的理由，也不是限制对华合作的借口。如何理解朔尔茨的这一表态？ 李远：对部分鼓吹“脱钩”和“降低对华依赖”的德国政客来说，“同情”一个“弱中国”容易，但他们更应该做的是学会与一个“强中国”打交道。遇到问题需要相互尊重、对话协商，更需要推进更深层和务实的合作，在合作中扩大共同利益，在发展中破解难题。 中新社记者：中国喜欢用“务实”来形容德国的政治风格。怎样的双边关系才最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 李远：理性是德国人的美德。政治家是理性的，默克尔在经济方面表现得很务实。德国应该与中国保持密切联系，因为德国经济以出口为导向，海外市场是德国产品的最大市场。中德有许多共同利益。因此，中国的增长应该被视为机遇而不是挑战。但也请注意，中德之间存在许多差异。对于德国来说，要真正了解中国，并非易事。 如今，人们应该承认并拥抱社会制度和文化的多样性。中德共同面临着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经济和世界长期和平等诸多全球挑战。我们需要对双方的分歧持开放态度，建立信任并相互合作，以解决这些共同挑战。 作者：彭大伟 陈雪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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